2022年，谢某在某拍卖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因参与了公司以拍卖虚假藏品骗取押金的诈骗活动，于同年9月被河南信阳市某区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该案涉及多名被害人，总金额超1900万元，其中，谢某被指控参与诈骗50余万元。为其辩护的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精准论证多重法定从宽情节，最终为谢某争取到缓刑判决。

谢某在被监视居住期间，担心被判实刑会断送自己的人生未来，决定委托专业的刑事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在朋友的建议下，谢某委托了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所随即指派律师蒋文期担任谢某的辩护人。

律师研判案情后指出，本案核心争议在于从犯情节认定及涉案金额认定，这将直接影响量刑幅度。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达“数额特别巨大”（5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过最高院、最高检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电信诈骗团伙成员需对参与期间全部金额担责，但实际量刑应结合个人作用、获利等情节进行综合判断。学术上对参与诈骗案的底层业务员的责任边界存在争议：若仅执行指令且无分成权，其主观恶性与组织者存在本质差异。

本案中，律师结合案情分析认为，谢某作为入职仅两个月的基础业务员，系通过正规招聘平台入职，仅按公司固定话术执行客户邀约工作，并未参与诈骗模式设计、藏品虚假鉴定或押金协商等核心环节，其行为实质作用显著区别于组织者。而且，司法会计鉴定将其名下全部合同金额计入指控，但事实上有部分系他人挂靠业绩。此外，谢某实际获利仅4192元，远低于指控金额对应的犯罪恶性，且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就主动全部退赃，依法符合从犯减轻处罚的法律要件。

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安排会见谢某。交谈中，律师发现谢某入职时间较短，日常仅按公司提供的号码邀约客户，对藏品鉴定结果、后续收费等均不知情，这与案卷中涉案金额超50余万元的指控存在矛盾。通过比对数百份合同与工资表，律师发现指控金额中存在他人完成的“挂名合同”，于是立即向公诉机关提交了排除该部分金额的律师意见。

庭审中，律师在量刑辩论阶段重点强调了从宽处罚和适用缓刑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律师首先依据《刑法》第72条关于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结合谢某系初犯、偶犯且主观恶性较低的特质，充分论证了其不存在再犯危险性；同时，通过当庭出示退赃凭证与认罪认罚具结书，直观展现了谢某真诚悔罪的态度；再通过援引同岗位员工沈某获不起诉的类案处理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本案适用宽缓处理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律师锚定谢某的实际作用作为底层业务员仅领取固定薪资，未参与赃款分配，明确指出其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组织者。

律师强调，若对谢某判处实刑，将使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背负上沉重的犯罪记录，严重阻碍其正当就业前景，此举显然违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原则。最终，法院采纳了律师关于从犯地位、认罪退赃等核心意见，认定谢某构成诈骗罪但情节相对较轻，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撰稿人：许少清

审稿人：张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