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冬天，北京飘着细雪。高志明下班回到丰台的小区时，发现家里的衣柜空了一半。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也不见了踪影，妻子刘丽只留下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我走了，别找。”他试图拨打刘丽的电话，但传来的始终是冰冷的机械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那一夜，他握着纸条在客厅呆立到深夜，冰凉的雪花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钻进来，落在他手背上。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高志明跑遍了所有刘丽可能现身的地方。他去了刘丽河北的老家，问遍了她在北京的同事朋友，甚至托关系查了火车和飞机的购票记录。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只为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丝线索，但始终杳无音信。2019年春天，在派出所民警的建议下，他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由于刘丽下落不明，法院在公告送达后作出了缺席判决。

离婚后的高志明继续在国企做着技术员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公租房成了他唯一的栖身之所，西城那两间祖传的平房则租给了来京务工的一家人。2021年父亲去世时，他继承了父母的73万元钱款。

2023年清明前夕，一个陌生号码打进了高志明的手机。当他赶到约定的咖啡厅时，靠窗的位置坐着个烫着波浪卷发的女人，几乎让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妆容精致的女人竟是刘丽。在高志明还没来得及完全反应过来时，这位已经消失九年的女士突然告诉他，她打算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他名下的财产。“这九年你究竟去了哪里？”高志明的声音颤抖着。刘丽只是微微一笑：“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名下的财产中有一半是我的。”

高志明彻夜难眠。公租房是他唯一的住所，西城平房是祖产，73万是父亲的遗产。刘丽消失九年，如今突然回来分财产，这合理吗？无奈之下，高志明求助到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律师张静蓉代理此案。

冠领律师接过案卷时，指尖在刘丽消失时间的记录上停顿了两秒。律师迅速在便签纸上圈出三个时间节点：2014年刘丽离家、2019年法院缺席判决离婚、2021年高志明继承财产。律师确定了这场诉讼的核心，争议财产的权属界定，取决于婚姻关系终止与财产取得的时间先后。律师将案卷材料按时间顺序摊开，开始逐项拆解。

之后，律师到丰台区房屋管理中心，调取了2014-2023年完整的公房租赁档案，发现刘丽自离家后从未出现在承租人变更申请中。律师特别标注了2020年高志明补缴历史滞纳金的银行回单，公房承租权需经产权单位同意变更，律师认为刘丽既无居住事实，也未履行缴费义务，无权主张使用权。

针对西城平房，律师在公证处调取了高父生前的遗嘱公证档案。泛黄的遗嘱原件上，高父高母表明，祖传平房仅由儿子高志明继承，与他人无关。律师又制作了时间轴对比表，将2019年离婚判决与2021年继承公证的日期醒目标注，婚姻关系解除两年后取得的遗嘱继承财产，依法属于个人财产。

开庭前三天，律师在档案室翻出高志明近五年的就诊记录。糖尿病、高血压的诊断证明，以及累计数万元的医疗费用票据被整理成证据链。律师重点标注了2022年住院期间，高志明独自签署手术同意书的材料。自此，律师整理出了多达680多页的证据及材料，代理高志明出庭应诉。

庭审当日，刘丽刚提出财产分割诉求，冠领律师便将证据依次呈交法庭。律师指出：丰台区房屋是高志明承租的公房，刘丽多年未居住且未承担租金缴纳义务，如今要求占有使用一半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西城两间平房，律师详细解读公证书的内容，表明这两间平房是高志明继承的他父母的遗产，与刘丽无关。此外，律师强调：刘丽多年未尽夫妻扶养义务，而高志明身患多种重病，生活困难，长期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医疗支出已消耗大部分积蓄，刘丽九年未尽扶养义务，无权主张均分。

2023年6月，法院经审理后，酌情判决高志明向刘丽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驳回了刘丽其他诉讼请求。

从雪夜的一纸留言到法庭上的证据对峙，九年时光将夫妻情分碾碎成法律文书上的条款。高志明在寻妻与应诉的双重困境中辗转，最终在专业律师的介入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守住了属于自己的财产。（文中除冠领律师外均为化名）

撰稿人：毛梦遥

审核人：段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