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林某因受境外上家雇佣，通过某境外软件向印度用户推广虚假期货交易平台，引导两名用户充值约3万印度卢比（折合人民币不足3000元）。2025年2月，林某被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案件随后进入审查批捕阶段。

案件发生后，林某家属在刑事拘留次日即联系北京冠领（广州）律师事务所，律所随即指派律师沈宏梅担任林某的辩护人。家属虽未掌握案件细节，但反复强调“涉案金额应该很少”、“孩子刚满20岁，此前从未有过违法行为”。律师意识到案件可能存在构罪争议，迅速检索河南省诈骗罪裁判案例及司法解释，并紧急安排与林某的会见。

律师在了解大致案情后指出，我国《刑法》第266条明确规定，诈骗罪以“数额较大”为构罪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其进一步细化，规定电信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为3000元，各地可根据经济水平在幅度内调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也明确，未达到该金额的，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

本案的核心争议为跨国案件金额的认定标准。若按照案发时的汇率折算，涉案金额仅为2600余元，低于法定入罪门槛；但若以被害人损失发生日或案发周期内最高汇率计算，则可能突破标准。此外，刑法理论对从犯责任的认定强调“明知”要件，即帮助犯需明确知晓主犯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林某供述，自己仅知道要推广“境外期货平台”，但对该平台的虚假性缺乏明确的认知，因此其主观故意是存在解释空间的。

首次会见时，林某由于紧张，只能模糊地描述“按照上家的话术发送消息”、“使用境外聊天软件”的情况，而且关键的电子证据因账号注销难以被调取。律师当即着手核查资金流向。通过调取林某的银行流水，律师发现其仅收取3笔USDT结算的报酬，折合人民币4500元，结合工作周期进行推算，林某的实际涉案金额远低于构罪标准。

然而，检方在审查阶段提出质疑：一是推广行为与用户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二是USDT的匿名性可能掩盖真实涉案金额。律师连夜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区块链交易溯源报告》，证实涉案USDT最终流向与诈骗团伙无直接关联，并补充公证后的印度用户证言，证明其投资决策未受实质性误导。在最终审查阶段，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了10份河南省同类不起诉案例。同时，援引最高检“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强调林某身为底层从业人员，对其进行逮捕可能会对民营经济从业人员产生寒蝉效应。

2025年3月25日，南阳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慎审查，认定本案涉案金额未达法定标准且林某无社会危险性，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当日，林某在被羁押37天后离开看守所。

撰稿人：李晓雯

审稿人：段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