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购车，不仅需要准备购车资金，还需要取得购车指标。为了获得这张“通行证”，有人铤而走险，选择租赁他人的指标购车。然而，这种看似“双赢”的捷径背后，却埋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严女士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纠纷。

2021年，在北京工作的严女士为方便出行，计划购置车辆，但自身并无北京购车指标。经中介牵线，她结识了拥有京牌指标的河北承德人冯先生。两人一拍即合，签订了《车辆指标（京车牌照）租赁协议》，约定严女士租赁冯先生的购车指标20年，车辆实际所有权归严女士所有，冯先生及其亲属不得对案涉车辆主张任何权利。

随后，严女士花费63万元购置了一辆汽车，登记在冯先生名下，并挂上了北京车牌。她本以为自此可以安心使用车辆，不料意外却骤然降临。

因冯先生涉及其他债务纠纷，2024年，法院裁定扣押登记在冯先生名下的案涉汽车。尽管严女士作为案外人提出了执行异议，主张车辆是自己的，但法院以车辆登记公示信息为准，驳回了她的请求。

2025年，案涉车辆被法院以62万余元拍卖处置。实际出资的严女士不仅失去了爱车，也无法收回购车成本，于是她委托到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岑受律所指派接过了这个棘手的案子。

冠领律师全面梳理案情后认为，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出租、出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在法律上应属于无效。合同无效，便无法要求冯先生继续履约，但不等于严女士的损失无从救济。

同时，本案也存在许多风险。据了解，案涉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租金，严女士的租赁费直接转给中介人员，很难证实她向冯先生支付了租赁费用；并且严女士明知政策不允许，仍租赁他人指标，存在过错，对该部分款项追回存在较大阻碍。冠领律师向严女士释明风险后，立足“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这一关键点形成代理思路，协助严女士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

庭审中，冯先生未出庭应诉。冠领律师提交了购车凭证、强制执行裁定书、拍卖记录、签约视频聊天记录等多组证据，佐证严女士实际出资购车、车辆被司法查封拍卖、财产遭受实际损失等关键事实。

律师依据《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指出：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财产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存在过错的一方，需要赔偿另一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即便严女士与冯先生签订的租赁协议无效，案涉车辆已经被拍卖，客观上无法返还，冯先生作为购车指标出借人，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车辆拍卖款理应返还给严女士。

2026年5月，法院审理后采信了冠领律师提交的证据和代理意见，认为小客车配置指标仅限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出借，案涉车牌租赁协议属无效合同。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冯先生向严女士支付62万余元损失。

购车指标租赁看似是资源共享，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一纸看似周全的指标租赁协议，并不能对抗机动车登记公示效力，更无法规避政策与法律的否定评价。一旦指标持有人出现债务危机，实际出资人的车辆可能遭遇查封、拍卖，最终面临钱车两空的局面。因此，购车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撰稿人：郭滢

审稿人：董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