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至2022年，上海浦东新区发生一起以艺术品收藏为名的团伙诈骗案。主犯李某通过注册境外机构、伪造官方证书，生产假冒收藏品，伙同张某、吴某、于某等人虚构藏品价值，骗取28万元。

2022年10月，于某被取保候审后，其家属辗转联系到北京冠领（上海）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律师杨洋担任于某的辩护人。面对“诈骗罪共犯”的指控，家属担忧刚步入社会的于某将背负沉重刑责，但对案件细节所知甚少。

律师初步研判案卷后指出，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罪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双重要件。司法实践中，主从犯的区分尤为关键：主犯需对犯罪整体知情并主导实施，从犯则限于辅助性、局部性参与。

本案中，于某虽参与采购引流产品，但其未参与话术设计、资金收取等核心环节。客观上，于某仅执行上级指令；主观上，于某入职时间短、认知水平有限，对李某虚构机构、伪造证书的全貌缺乏明确认知。此外，《刑法》第72条明确，缓刑适用需综合考量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性。于某到案后主动退赔、认罪认罚，且无前科，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实质条件。律师指出，若机械适用共犯连带责任，忽视个体行为差异，将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介入案件后，律师面临的首个难题便是如何证明于某的辅助角色。审计报告显示，于某仅负责联系厂商采购低价银元，采购价与售价的巨额差价由主犯操控，而她对此并无决策权。律师调取于某与上家的聊天记录，发现对话中多次提及“按李总要求采购”，且未涉及伪造证书、虚构背景等关键欺诈环节。与此同时，同案主犯李某的供述也印证了于某未被纳入核心管理层。

然而，公诉机关起初认为，于某长期参与采购，应对诈骗模式存在概括性认知。为打破僵局，律师提交了三组新证据：一是于某入职仅半年的劳动合同，证明其参与时间短；二是于某银行流水显示未获取销售分成，仅有固定工资，印证其未实际获利；三是经多名业务员证实，他们从未向于某汇报过诈骗话术细节。

庭审中，律师进一步指出，于某只有中专学历、无艺术品行业经验，客观上难以识别藏品证书真伪，主观恶性显著低于主犯。律师强调，若将于某与直接实施诈骗的业务员等同量刑，将导致“过罚失当”。最终，法院采纳了“从犯+坦白+退赔”的辩护逻辑，在量刑建议中增加缓刑适用。

2023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这起案件不仅体现了个体罪责的精准裁量，更彰显了司法对“边缘参与者”的人文关怀。法律从不应是冰冷的铁幕，而应是一把量度是非的戒尺，既有惩恶的锋芒，亦有容错的空间。

撰稿人：李晓雯

审稿人：段光平